宗教2024/3/20字数 5688阅读时长≈ 15 分钟

刘柏君（索非亚）：从灵界的译者到棒球女主审｜系列导读

Q: 如何深入了解文章涉及的宗教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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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柏君（索非亚）人物系列导读：从学生灵媒、离开宫庙与皈依伊斯兰，到女性棒球裁判、社会服务与运动平权。

文章目录 · 34

一、被剥夺的童年：从“看见无形”到被大人使用
1. 无法解释的童年经验
2. 五六岁成为“收惊”老师
3. 用“神旨”换芭乐：看穿民间信仰的盲从
4. “肉圆”骗局与亡者问话
二、十五岁开神坛：看见“宗教服务业”的黑幕
1. 与“鬼医”合作看诊
2. 宫庙作为“宗教服务业”
3. 烧纸钱与“保护费”逻辑
4. 灵体被“杀”与人生崩塌
三、与民间鬼神决裂：在清真寺找到另一种信仰秩序
1. 退坛时的冲突
2. “没有鬼”的清真寺
3. 精灵、灰烬与她对伊斯兰的理解
4. “你身上有光”：信仰带来的边界感
四、从灵媒到作者：《灵界的译者》与“通灵少女”的公共叙事
1. 《灵界的译者》系列
2. 《通灵少女》的原型与文化顾问
3. 从讲鬼故事到反思民间信仰
五、打破性别歧视：走向国际的棒球裁判
1. 棒球场上的性别歧视
2. 量身订制护具与国际训练
3. 台湾女性棒球裁判的标志性人物
4. 重新定义“天命”
六、为什么刘柏君的故事值得写下来
1. 她揭开了民间信仰的阴影面
2. 她把宗教经验转化为自我拯救
3. 她把个人创伤变成公共行动
常见问题
文章讨论的是哪个宗教传统？
这是宗教宣传文章还是学术讨论？
如何深入了解文章涉及的宗教话题？
文章提到的相关系列在哪里？
参考来源

刘柏君，又以伊斯兰教名“索非亚”（Sophiyah Liu / Sophia Liu）为人所知。很多人认识她，是从《灵界的译者》系列著作、HBO Asia 与公共电视合作影集《通灵少女》的原型讨论，或她作为台湾女性棒球裁判的经历开始。

她的人生很难用单一标签概括：学生灵媒、宫庙服务者、作家、穆斯林、棒球裁判、翻译、女性运动倡议者，后来又走向运动外交与公共服务。若只把她当成“通灵故事”的主角，反而会错过这个人物最值得思考的部分：她真正的转折，不只是“看见灵界”，而是后来如何离开民间鬼神体系，重新理解信仰、身体、女性处境与所谓“天命”。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大量灵异经历与宗教体验。这些内容主要来自刘柏君本人的著作、访谈与媒体报道。它们适合作为个人生命叙事与宗教经验来理解，不宜简单写成可验证的科学事实。

一、被剥夺的童年：从“看见无形”到被大人使用

在刘柏君的自述中，她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看见无形世界的经验。对一个孩子来说，这种能力并没有带来浪漫想象，更多是恐惧、困惑，以及被成人世界迅速利用。

1. 无法解释的童年经验

她曾提到，三岁半时外婆去世，她没有回乡参加葬礼，却能向母亲描述外婆入殓时穿着的紫色旗袍与花纹。这样的经历，让家人更加相信她“看得见”。

从此以后，她不再只是家里的小孩，而逐渐被放进一个由民间信仰、亡者、鬼神与成人需求交织出的角色里。大人需要答案，她就被推到前面；别人需要安慰，她就被要求替“无形世界”翻译。

2. 五六岁成为“收惊”老师

据她在访谈与书中回忆，五六岁起，她就被迫替人“收惊”。因为年纪太小，有时还要被大人抱到椅子上，才能完成仪式。

台湾民间曾经流行非法彩票“大家乐”，许多人相信神明、亡者或灵媒能够给出中奖“明牌”。刘柏君也因此被卷入这种狂热，成为众人求取答案的工具。

这不是一个孩子主动选择的道路，而是成人世界把神秘需求、金钱幻想与信仰焦虑投射到她身上。

3. 用“神旨”换芭乐：看穿民间信仰的盲从

她后来回忆，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看出民间信仰中有大量盲从。台湾传统祭拜中，有些人认为芭乐不适合供奉神明；但她因为自己想吃，便假传神旨，说“三太子不喜欢吃凤梨，喜欢吃芭乐”。

结果大人真的费尽心思寻找芭乐供奉，而她作为“神媒”，就能名正言顺地第一个吃掉。

这个故事有荒诞感，也很刺痛。它说明所谓“神明说了什么”，在现实操作中常常取决于谁拥有解释权。一个孩子只要被赋予“灵媒”身份，就可以轻易调动一群成年人。

4. “肉圆”骗局与亡者问话

她也讲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场景：大人常在凌晨三四点把她骗上车，说要带她去彰化吃有名的“肉圆”。结果下车之后，她面对的不是小吃店，而是一个个阴森灵堂。

成人要求她问刚过世的人：“钱藏在哪个柜子？”甚至还要求她求一个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的乡下阿公，保佑孙女托福考高分。

这类经历让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执行什么崇高“天命”，而更像是被大人饲养的“人体翻译机”。她的童年被信仰包装，但本质上是一种被使用、被消费、被迫早熟。

二、十五岁开神坛：看见“宗教服务业”的黑幕

刘柏君十五岁时开始经营自己的宫庙。这个阶段，是她从被动参与民间信仰，走向更深层宗教服务体系的阶段。

1. 与“鬼医”合作看诊

她在书中和访谈中提到，十五岁时曾租房开坛，并与一位名叫“李宝岩”的清代保生大帝神医灵体合作。按照她的说法，现代医学发达以后，这位“神医”在无形界仿佛“失业”了，于是两人形成分工：她负责翻译，灵体负责看诊、开药。

吊诡的是，不懂中医的她，竟然能开出中药方子，一度在地方上引起轰动，信徒多到有专门配合抓药的中药房。

无论读者是否相信这类经验，至少可以看出一点：民间信仰并不只是“信不信”的问题，它常常与医疗焦虑、家庭困境、地方关系和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

2. 宫庙作为“宗教服务业”

刘柏君后来对宫庙体系有非常直接的批判。她认为，很多宫庙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变成“宗教服务业”。信徒来到宫庙，往往期待被告知原因、找到解决方案；而宫庙若要维持收入，就必须不断生产问题。

她曾坦言，有些信徒其实没有生病，但为了收挂号费，仍可能被告知“卡阴”或被灵体干扰。

这类说法的尖锐之处在于，它不是外部旁观者对民间信仰的轻蔑批评，而是一个曾在体系内部工作的人，对其利益逻辑的反省。

3. 烧纸钱与“保护费”逻辑

她还批评过烧纸钱与驱灵之间的关系。按照她的理解，烧纸钱给灵体让其离开，只是治标不治本。灵体若因此得到好处，反而可能像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从半年回来一次，变成一个月回来一次，甚至越来越频繁地纠缠信徒。

后来又出现“发财金”“阴灵金”等各种名目。在她看来，这些形式很容易变成以纸钱换真钞的商业化仪式。

这段批判并不只是针对某一种宗教行为，而是指出：当恐惧可以被定价，当不安可以被包装成服务，宗教就会滑向敛财。

4. 灵体被“杀”与人生崩塌

她曾提到，宫庙内部也有复杂的利益纠葛、派系竞争，甚至与直销、老鼠会等问题纠缠。后来，另一派灵媒据称以斗法方式“杀死”了她长期合作的神医李宝岩。

从她的叙事来看，这件事对她打击极大。失去无形界助手以后，她仿佛突然失业。过去二十年围绕灵媒身份建立起来的人生意义，也像一场巨大的骗局崩塌。

她曾因此陷入深重的内疚与罪恶感，一度站在大学九楼楼顶，想要结束生命。

这一段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斗法是否真实”，而是一个人如果从小被迫相信自己背负某种天命，当这个身份崩塌时，她如何面对空洞、罪责与自我重建。

三、与民间鬼神决裂：在清真寺找到另一种信仰秩序

刘柏君后来真正的转折，是离开宫庙体系，并在伊斯兰信仰中找到新的解释框架。

1. 退坛时的冲突

她在大学后期决定退坛时，曾遭遇宫庙方面的威胁。对方用一百零八炷香围着她做法，质问她“接不接天命”。她反问：“接？用什么接？用水桶接吗？”

这句话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天命”这个看似神圣的词，从高处拉回现实。所谓天命，如果需要威胁、恐吓、控制一个人来完成，那到底是神圣，还是人造权力？

她还提到，对方恐吓当晚会派“十二白衣大士观音菩萨”到她家教训她。后来她看见十二个长相丑陋的女鬼进房间，怒火中烧，指着它们大骂，竟然把这些所谓“神明”骂跑。

这一幕在叙事上很有象征性：她不再以恐惧回应无形世界，而是第一次用愤怒、判断和主体性对抗它。

2. “没有鬼”的清真寺

2005年前后，刘柏君就读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并在此阶段接触伊斯兰教。她曾参访台北清真寺，并震惊地发现：在她去过的许多宗教场所中，清真寺给她的感觉非常不同。她认为那里没有她过去常见的鬼怪，甚至连处理丧事的亡者空间，也没有她熟悉的灵体聚集。

这段经验后来成为她信仰转向的重要契机。

对她而言，清真寺“不拜偶像、不烧纸钱、不以供品与灵体交易”的秩序，切断了她过去熟悉的那套鬼神互动模式。

3. 精灵、灰烬与她对伊斯兰的理解

她向伊斯兰教长请教后，接触到《古兰经》与伊斯兰传统中关于精灵（Jinn）的说法。她认为，伊斯兰对精灵出没时间、饮食偏好等叙述，与她过去的经验有不少对应。

她也由此重新理解“鬼喜欢纸钱灰”这类民间现象：如果灵体偏好灰烬，那么烧纸钱并不是简单“孝敬亡者”，而可能是在喂养某种不该被持续喂养的对象。

这套解释，推翻了她过去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听到的许多说法，比如“半夜十一点鬼最多”“看见灵界是因为业障深重”“带天命就必须替神明办事”。

她最后接受伊斯兰信仰，成为穆斯林。对她来说，这不是从一个神秘系统跳到另一个神秘系统，而是从以恐惧、交易、仪式控制为核心的体系，转向一神信仰下更清晰的秩序。

4. “你身上有光”：信仰带来的边界感

她曾讲过一个很有象征性的细节：入教后，长期骚扰她的灵体逐渐消失。后来她去姐夫家时，原本常出现聊天的“土地公”灵体躲得很远，并对她说：“你身上有光，我不敢过去。”

无论读者如何理解这段叙述，它都呈现出一个关键变化：她开始拥有边界。过去她被迫向各种无形存在开放，如今她终于可以说“不”。

这也是刘柏君故事最有力量的部分：所谓救赎，不只是获得一个答案，而是终于不再被恐惧驱赶。

四、从灵媒到作者：《灵界的译者》与“通灵少女”的公共叙事

刘柏君后来以“索非亚”之名出版《灵界的译者》系列，将早年的通灵、宫庙与人生转折整理成文字。

1. 《灵界的译者》系列

公开书目资料显示，《灵界的译者：从学生灵媒到棒球女主审的通灵之路》于 2009 年由三采文化出版。此后，她又陆续出版《灵界的译者 2：跨越生与死的 40 个人生问答》《灵界的译者 3：情与爱的轮回》，以及 2019 年出版的《灵界的译者 4：我的后通灵人生》。

这些书不只是灵异故事合集，更像是她对死亡、亲情、民间习俗、情感关系与信仰困境的整理。

2. 《通灵少女》的原型与文化顾问

刘柏君的经历后来也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参考。媒体报道中常提到，她是《通灵少女》故事原型之一，并担任文化顾问。

不过，影视作品终究有艺术加工。若要理解刘柏君本人，仍应回到她自己的书、访谈和公开演讲，而不是只把她等同于剧中角色。

3. 从讲鬼故事到反思民间信仰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并不是单纯讲“鬼故事”的人。她真正尖锐的地方，是敢于指出民间信仰中的操控、敛财、恐吓与性别压迫。

她讲灵界，但不是为了让人更迷信；她讲鬼神，反而是为了拆解许多人对鬼神的盲目恐惧。

这一点使她的故事不只是猎奇材料，也可以放进宗教研究、民俗文化、女性经验与社会观察的脉络中理解。

五、打破性别歧视：走向国际的棒球裁判

离开宫庙之后，刘柏君把生命重心转向自己热爱的棒球。她曾说，如果人真的有天命，她的天命绝不是在庙里装神弄鬼，而是让台湾以后不再有女生因为性别被赶出棒球场。

1. 棒球场上的性别歧视

棒球长期被视为男性主导的运动。刘柏君进入裁判体系时，曾遭遇非常直接的羞辱与排斥。她曾提到，考取裁判资格时，有人叫她退赛去当记录员；男裁判不准她坐男性裁判的椅子；甚至有人拿男性护具对她进行言语性骚扰。

这些经历说明，女性进入传统男性场域，往往不是只要“努力”就够了。她们还要面对制度、语言、身体、空间与资格的多重排斥。

2. 量身订制护具与国际训练

后来，刘柏君因担任美国纽约洋基队教练来台时的翻译，获得更多接触国际棒球体系的机会。公开报道提到，她曾获得企业赞助，为她量身订制女性主审护具，也曾赴美国职业裁判学校受训。

她后来陆续到香港、澳洲、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地执法或学习，逐渐从台湾球场走向国际舞台。

3. 台湾女性棒球裁判的标志性人物

公开资料多称刘柏君为台湾第一位获得棒球协会认证的女性裁判员，也是台湾全国性赛事中的女性主审先行者。她后来获得国际奥会 2019 年“女性与运动奖”世界奖座，也被视为台湾女性体育参与的重要代表人物。

她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女性成功了”，而是她把个人受伤经验转化为制度突破。她的存在让后来者知道：女生也可以站在本垒板后面，也可以穿上主审护具，也可以被球员称为“裁判”。

4. 重新定义“天命”

她曾回忆，当她准备离开球场时，曾经驱赶、排斥她的球员脱下帽子，对她说：“谢谢裁判，裁判再见。”

这一刻，她重新理解了“天命”。所谓天命，不是被宫庙胁迫、被鬼神恐吓、被大人推到神坛上当摇钱树；而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流血、流汗和坚持，替后来的人打开一条路。

如果要说刘柏君的一生有什么真正的宗教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她从被命运解释，走向解释自己的命运；从被神明代理，走向为自己和后来者发声。

六、为什么刘柏君的故事值得写下来

刘柏君的故事容易被消费成“通灵奇闻”，但真正值得留下来的，是其中几层更深的东西。

1. 她揭开了民间信仰的阴影面

民间信仰并不必然等于迷信，也不必然都是坏的。它承载了地方秩序、家族情感、死亡处理和心理安慰。

但刘柏君的经历提醒我们：当信仰失去边界，恐惧就会被商业化；当灵媒被神圣化，一个孩子也可能被成人世界合理化地剥削；当“天命”变成控制工具，人就会被迫放弃自己的生命选择。

2. 她把宗教经验转化为自我拯救

她后来选择伊斯兰教，并不只是换一个宗教标签。更重要的是，她终于找到一套能够让她摆脱无形纠缠的解释系统。

对她来说，伊斯兰信仰提供的是秩序、边界和安定，而不是更多交易与恐吓。

这也是为什么她的皈依经历如此特殊：它不是抽象神学辩论，而是一个曾长期活在民间鬼神体系中的人，对另一种信仰秩序的切身选择。

3. 她把个人创伤变成公共行动

从灵媒到棒球裁判，表面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但内在逻辑其实一致：她一直在反抗别人强加给她的角色。

小时候，大人要她当神媒；宫庙要她接天命；棒球场要她因为女性身份退后。但她最终选择不退。

她最有力量的地方，不是“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而是看见了权力如何运作，并且决定不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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